集群（Clusters）是到處都存在的現象。它由眾多中小企業在某一地理空間聚集的集群，與創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。它既是許多創業者成功創業積累的結果，更是創業得以進行並取得成功的載體。集群化能夠大大降低技術創新成本和交換成本、有效地促進個人創業。

根據集群理念，如何構築集群創業的支持係統？概括起來講，就是建立“廣義孵化器”。實際上，企業集群就是個人創業最好的孵化器，因為它最完備，是經過自然淘汰而形成的。如果說企業集群這個孵化器是自組織係統的話，那麼政府辦的孵化器就是被組織係統。政府辦的孵化器，絕大部分隻是提供一個創業的場所，如果把這個場所設在集群中，因共生的外部經濟性，其孵化能力可以放大許多倍。造就新的企業集群或者保持原有集群的繁榮，就是培育地區經濟發展的發動機。我們以前是不自主地這樣做，現在我們能夠自主地認識到這一點，支持個人創業就更有針對性和效率了。以往，我們沒有認識到浙江經濟發展的奧秘在於企業集群，而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人提出要培育企業集群、發展塊狀經濟。培育企業集群，首先要了解導致集群衰落的原因。

1、集群衰落的幾種主要原因

一是技術上的斷裂，抵消集群原有的許多優勢。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經過幾十年繁育，已經形成生產木製和鋼製的高爾夫球和運動器材的集群，產量占全球的40％多，當時世界各地都到新英格蘭去購買運動器材。但當新技術興起時，加利福尼亞州的企業采用先進的合成材料（碳纖維、工程塑料）生產這些運動器材。如羽毛球拍、高爾夫球杆，以前是用鋼或木頭做的，現在采用碳纖維做，重量很輕但強度很高。而新英格蘭地區有豐富的森林資源，有很好的木材，仍舊以木頭來製造運動器材。技術上的斷裂，使該地區原有的各種優勢幾乎全部喪失，運動器材的生產基地就移到了東海岸了，西海岸的集群就衰落了。所以，出現這樣的現象不是偶然的，一旦技術上出現了突變，而集群內的創業者還是固守原有的技術，那這一集群肯定走向衰落。雖然新英格蘭地區盛產世界上最好的木材，又有傳統的製造木質運動器材的技術、品牌和勞動力，但由於技術上的斷裂，卻無法麵對加利福尼亞州的競爭。

二是消費者需求的轉換。在日本的東京都，曾經集中了8000多家機械零部件加工企業集群。不管零部件加工的技術怎麼精細，隻要客戶提出要求，就可以滿足。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，這個集群區被日本經濟學家稱為“日本技術的基石”。日本的產品質量之所以好且精巧，就是由於有這個集群的存在。但後來由於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數控機床出現，零部件采用了柔性製造技術，而不需要大批熟練的工匠來製造，所以這個集群就衰退了。就如晶體管代替電子管一樣，哪怕電子管做得比晶體管還小，耗電量還是很大，所以電子管就退出曆史舞台了。

三是僵化的體製。國有企業壟斷經營、原材料過分管製及對科技人員創業的限製，這些都會引發集群的衰退。為什麼矽穀沒有出現在波士頓地區？波士頓市是杭州的友好城市，有60多所大學50多萬在校大學生，著名的哈佛大學、麻省理工學院都在這裏。而且波士頓是美國發源地，300年前的美國建築隻有在波士頓才能看到。為什麼波士頓集中了那麼多的科技力量，那麼強大的研究機構，而矽穀不在那裏出現呢？斯坦福大學有位研究城市規劃的專家薩克斯·尼安（Anna Lee Saxenian），寫了一本著名專著《地區優勢——矽穀和128地區的文化與競爭》，文中提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，即任何新的體製隻能在舊體製勢力薄弱的地方紮根發芽。技術創新的根源是體製創新。技術創新是人的創造性、主動性、積極性高度發揮的產物。也就是說，給一個人以充分自由度的時候，他的智慧才能迸發出來。這就是體製創新的目的。在舊體製重疊的地方，人的積極性、主動性、創造性是不可能有效地發揮的。在技術創新方麵，過去的國有企業是無法與國外企業競爭的。論資排輩，熬年頭論工資福利，而不是依技術創新成果按勞取酬。這樣的體製束縛了科技人員的心智和創造性。所以，僵化的體製會窒息集群。

四是政府的過度幹預。如某地一企業集群原本發展得非常好，生產成本很低、競爭力很強。當地政府有人做“好事”，在離這一集群很遠的地方，建設了一個工業區，一道行政命令，要求這一集群內的企業全部遷入這一工業區。這些小企業隻好服從。集群內的這些小企業，本來采取的前店後廠作坊式的生產，生產一顆螺絲釘成本隻要一厘。遷到工業區，既要買廠房，又要交水電、配套費等，這樣加起來，生產一顆螺絲釘成本就變成了一分錢。零部件生產成本上升了，這個集群也就失去生命力了。有人提出，像矽穀地價那麼高，為什麼還有那麼多高技術小企業存在並沒有出現衰退呢？這是因為矽穀的企業是自然演化而成的。如UT斯達康公司是由三個中國留學生創辦的，產值已達30億元，它在西雅圖和矽穀都設有技術研發中心，在矽穀的技術研發中心隻有1500平方米，而主要生產車間和主要的研發中心設在杭州。雖然矽穀房價很高，為什麼還要在矽穀保留小規模的技術研發中心？這是因為保留合算。把生產車間轉移到杭州來也是合算的，因為沒有政府的幹預，是自然的轉移，付出這個成本與其創新的便利性能夠平衡。而政府一旦幹預，就會把這一平衡打破。所以，在許多事情上，企業要比政府聰明得多。

2、政府合理扶持的要點

一是推行自由企業製度。給創業者最大的自由度，一地的經濟就會繁榮。如是限製創業者的自由度，那就會衰退。鼓勵個人創業，政府應該提供八個方麵的自由度，即自由進入、自由經營、自由交易、自由融資、自由擇業、自由轉產、自由用工、自由擴張。政府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掃平創業障礙。這些障礙是由誰造成的呢？大都是由政府自己造成的，這也是一個自我認識、自我革命的過程。隻有把創業的自由度擴展了，才可以激發集群內部的變革，從而提高集群對外部變化的適應性，保持和促進集群的繁榮。

二是引進和培育技術源。留美學者李誌能認為：（1）擴展現有技術領域中的技術群體（如技術拓展功能、大學城）。杭州要在五年內投資260億元，興辦中國最大的大學城，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。大學城占地30平方公裏，共分三個大學區，在校大學生要從現在12萬人增加到35萬人。大學本身就與創業有著天然的親和力，而且大學思想活躍而不保守。35萬大學生相當於現在北京在校大學生的總數。（2）積累已有技術群體的數量，加速知識積累的過程。每個企業、團體、組織都要成為學習型的企業、團體和組織，我們的城市要成為學習型的城市。（3）重新整合已有的技術群體，實行技術重組和體製創新。原來的科研院所、國有企業都要進行產權製度變革。我們的大企業、大學為什麼與風險投資格格不入？主要原因是我們固守學校這一層關係，認為學校辦的企業就歸學校所有，風險投資介入學校辦的企業，就隻能與學校發生關係，信息的傳遞經曆了從學校校長到院係主任、係主任到教研組、再到教授這麼一個漫長的過程已經所剩無幾，而且企業獲得的收益，通過這麼多層次瓜分，最後到實際參與創業的教授，已是滄海一粟了。在美國，大學去辦企業絕對是天方夜譚。隻有學校的教授、研究生個人辦企業。企業也不會與大學簽訂合同，而是直接與教授簽訂合同。大企業有了一個創造發明，如何引進風險投資？風險投資要與創新的個人結成夥伴，或者把創新團隊獨立出來，成為一個單獨的企業，然後引入風險投資進行包裝。不然一個大企業有幾億元資產，而風險投資隻有幾十萬美元，兩者怎麼組合？風險投資的介入就是要主宰、控製新成立的企業，憑其知識、經驗與企業的創造發明結合在一起，形成互補結構的新企業。風險投資家一旦發現技術原創者是僵化的，就會把他更換。隻有把原創技術的預期收益落實到個人，獨立出來，成為一個單體，才能與風險公司組合。否則就是捐獻而不是投資。

三是擴展社會組織的維度。創業支持係統涉及市場化和非市場化的交流。為什麼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很低，隻有5％。主要是因為市場化程度低，但更重要的是非市場化的交流渠道太少。科技成果的交流一般通過三種網絡：（1）購買者和供應者之間的供求網絡；（2）解決技術創新難題的網絡；如蕭山網架占全國同類產品36％的市場份額。深圳的高科技展覽會館建設就是由蕭山的東南網架公司承建的。蕭山網架企業與浙大機械係的教授有著密切的關係。浙大教授為公司提供網架結構設計，並在公司中有個人的股份。（3）非正式的交流網絡，包括職業協會、學術會議、論文著作出版、咖啡館、茶館等等。在矽穀，有許多技術創新者在咖啡館、茶館、學會裏亂侃，他們在相互交流中獲取創新的靈感。有時，會在無意識的談話中萌發出創新的火花，發生突變，解決了自己在創新過程中遇到的難題。人的大腦的信息傳遞係統也是混沌結構，外麵進入一個新的理念，會在大腦裏麵形成風暴，新的創意就有可能出現。實踐證明，技術性質越具基礎性、越隱性、越綜合、越豐富，集群的技術創新所需信息量就越大，非正式網絡作為支持係統的作用就越重要。杭州城裏的茶館也非常多。馬雲曾對我說：我們公司開董事會、技術創新會就選擇在茶館舉行。通過互相交流，形成頭腦風暴，萌發出許多有創意的東西。現在，阿裏巴巴網站已經成為世界上最佳的BtoB網站，會員擴展到80萬。在整個納斯達克市場走低，許多網站關門的情況下，馬雲把公司的總部從北京遷往杭州。他認為，杭州具有矽穀這樣的交流渠道。

四是培育中間產品市場，優化零部件供給與研發，促進專業化分工與合作。“浙江模式”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，就是有一個中間產品市場。比如生產打火機，從原材料到成品，中間生產過程是無序的。螺絲釘、彈簧、壓電陶瓷等零部件，由許許多多家企業生產，並在中間品市場進行交換，組裝廠就在這一市場上擇優選購零部件。進行組裝。溫州的低壓電器零部件工廠，以前廠前都有一個很大空地擺放零部件，生產同樣的零部件有很多廠家，大家互相比較。但後來這一零部件的有形市場慢慢衰退了，大家認識到通過上網、廣告這種途徑就能進入這個市場。市場不一定是有形的，隻要能找到供貨商、找到合作者就行了，至於用什麼辦法那是另外一回事。

五是產業政策應是催化劑或粘合劑。政府在製訂產業政策時，容易犯的最大錯誤，就是自以為比企業聰明。其實市場最聰明，企業次之，政府最“笨”。市場需求是不斷變化的，企業瞄準需求變化不斷地跟進，政府想到的是如何增加稅收。但是，政府中有許多同誌，特別是權大位重的，總覺得自己比企業聰明，到企業瞎指揮，說你這家企業應生產這個產品、而不應該生產那個產品。如果照他的要求去生產，企業肯定完了。主管企業技術部門的領導，到企業檢查工作，講得最多的話，就是你們要創自己名牌，長民族的誌氣，開發生產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。說白了，這是一個陷阱。本來企業做計劃時，技術水平提高了一個等級，已經虛化了。到了向當地領導彙報時，又進行了誇大。主管技術的國家部門的領導根據誇大的彙報，再鼓勵企業進一步誇大，結果吹出了一個肥皂泡來。如果真的按照這個肥皂泡去做的話，那就徹底完蛋了。例如國產手機與國外先進的諾基亞、摩托羅拉相比，差得很遠。我們當前應該采取的措施：暫且不提民族誌氣，首先是要求得生存，要與國外的企業捆在一起共存亡；不輕易下過多的本錢打自己品牌。沒有技術能力、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能力作支撐，這個品牌隻不過是個爛牌子；而且也不是技術越高越好，沒有市場前景的高技術不要盲目去追求。在技術硬件上，我們隻能是跟進，盲目認為自己的本領比國外公司還高，目前仍是不現實的。所以，政府部門的領導要有自我反省的能力，要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把握市場動向的低能兒，不要對企業去發什麼宏偉的指示。不然的話，吃苦的是“聽政府話”的企業。

現在已不是計劃經濟時代，企業要堅持走自己的路，要與同類型的企業組合在一起。台灣的新竹工業園區與我們的高新技術開發區有很大區別。首先，在台灣的新竹工業園區，同類企業高度集聚，電子、計算機零部件企業達到99％，而且許多企業是由原來的企業裂變、孵化出來的。而我們的高新技術開發區，產業是五花八門，有化工、醫藥、電子等，隻要認定是高科技產業，不論其是否具有專業關聯性，人為地拚湊在一起。其次，新竹工業園區內企業與企業之間是互相開放的，企業共用技術平台，雖然產品不一樣，但設計的軟件接口是通用的。杭州發展軟件產業是大有希望的。為什麼？ 因為我們的軟件公司都有一個與人配合的理念，即使一家有驚天動地的發明，也會考慮到怎樣與別人共存亡，怎麼樣利用人家的單元係統並組合在我公司的產品中，要麼提供一個主件，要麼提供一個平台，這就是“集群強大我發展”的理念。但我們許多開發區裏沒有這個概念，特別是國有企業多的地方，企業之間老死不相往來，都想自己做大、自成體係，不開放。

六是變革城市規劃的理念。1933年，世界上許多城市規劃專家、建築專家會集雅典，提出了《雅典憲章》。現在，我們在審批規劃時，還是用《雅典憲章》的原理。它強調城市功能分區，工業區就是工業區，居住區就是居住區，功能截然分開。《雅典憲章》提出的背景，是基於二次世界大戰後，全球經濟進入蕭條期，工業區汙染日益嚴重，為了改善、優化城市的環境，提出要把城市工業區與生活區分開，實現功能分區。從此以後，城市規劃理念中，人為地、被組織的概念大大增強了。人類把自己當成神去設計城市。這就導致兩類城市的分化：一類是城市功能區混雜，但能與企業集群、自組織演進相協調。這類城市雖然看上去有點混亂，但經濟繁榮。另一類城市是理性的、高雅的、有秩序的、機械循環的、特別是鳥瞰非常漂亮的、等級製非常分明的，這類城市經濟發展往往是比較蕭條的。如杭州市的友好城市——堪培拉，整個城市的規劃是由美國著名的規劃師格裏芬中標設計的，他設計的城市有一種非常壯觀的美，實行明確的功能分區，城市非常漂亮，堪培拉市中心還有個以他名字命名的人工湖，但這個城市很蕭條。堪培拉市市長到杭州訪問，竟然羨慕杭州公共汽車上有許多人。他們那裏的公共汽車上往往隻坐了五分之一的人，五分之四的座位是空的，城市缺乏人氣。功能分區很鮮明的布局，把企業集群作為有機體割裂開來了，使得企業的創新成本極為昂貴。矽穀地區雖然看上去雜亂無章，住所的和研發機構往往混在一起，卻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，成為創新企業集群成長的沃土。

七是優化高新技術園區創業環境。（1）人才培育的愛爾蘭模式。愛爾蘭是世界上最大軟件出口國，它的人才培養模式就是專才培養。從初中生開始就能編寫計算機軟件，形成了高、中、低三種軟件人才合理分布的金字塔結構。（2）創業資金的扶持與獎勵。我們現在已設立了四大基金：種子資金、擔保資金、風險資金和獎勵資金，對科技人才創業前推後拉進行支持。（3）提供專業化和多元化的孵化器，而且孵化器就設在集群中間。如杭州市新設的IT產業孵化器都在文教區內的文二街、文三街和浙江大學附近。（4）營造好的生活環境。生活環境非常重要，隻有好的生活環境才能吸引人才。（5）提供創業場所。必須為初次創業者提供比較廉價的創業場所。諾基亞研發中心即將到杭州來設立機構，由市政府提供場所，免費使用兩年；對北京華大基因，則采取了讓其免費使用場所五年的政策，所以集中了一批國內外高水平的科學家。（6）承包式服務。創業者，技術上可能是專家，但對諸如裝個水龍頭、申請安裝電話、裝修房子等可能一竅不通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就要為他們提供承包式的服務。

總的概括：

政府（公）與創業者（私）協同的三個層次模式：

一是創業者提供稅收，作為政府的收入。政府將稅收轉移支付，以最低的成本、最大的效益，為創業者提供安全、環保、基礎設施、司法仲裁等日益完善的生活工作設施。這個層次是宏觀層次。政府要追求最大效益，不要浪費納稅人的錢。

二是創業者創辦的企業與政府創辦的國有企業或服務性企業、基礎研究性單位共存，並通過股份製或金融證券市場相互融合，“公私”合營，相互持股。所以，對有些高技術企業，政府要送錢、貼錢、補錢，道理就在這兒。這個層次是微觀層次。“公私”合營不是占有資源，而是培育資源。在知識經濟時代更應如此。

三是政府遵循集群的演進規律，為創業者提供有效服務和選擇有利的製度安排，並成為集群中的一個功能單元，在與創業者平等交流、聯係過程中不斷自我完善。政府要有自我反省意識，雖然自己是一個在市場需求或者技術創新方麵的低能兒，但是能做企業一家做不了，做起來不合算的事情。所以“公私”協同的第三條道路，就是政府與集群的關係。我們既然能夠自主地認識到這一點，所以我們提出“創業在杭州”就很有底氣。因為我們比人家認識得更早，比人家更能認識到我們自己的低能在什麼地方，如何去彌補市場的不足而不是去替代它。

（此文節選自仇保興市長2001年9月16日在麵向二十一世紀創新創業係列高級講座上的演講——集群與創業）